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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讀《云鄉瑣記》,感受學人之養成


      文|筠心

      三國魏明帝時人董遇曾言,讀書以“三余”,則不患無日。三余之意即:“冬者歲之余,夜者日之余,陰雨者時之余也。”而我此刻,身處西歐高緯度小國,冬夜漫長,寒雨無盡,照理說占盡“三余”,卻常恐書心荒蕪。“一向年光有限身”,倏忽間,已人至中年,多少事,憂心縈繞……于是,即便是最愛的書,亦越讀越慢。


      比如《云鄉瑣記》,不到五百頁紙,我居然從去夏讀至今冬。而此書作者,正是我極喜愛的學人鄧云鄉。一般介紹名作者,總不免羅列頭銜,像是某某家之類。鄧云鄉為人無求無爭,但要說到“家”,須引易安居士的那句:怎一個“家”字了得!他,其實是個雜家:作家自不待言,更是民俗學家、紅學家,兼熟諳文史掌故,春明舊事亦能娓娓道來。讀他的書,猶如入寶山,永遠有發掘不盡的意外與驚喜,且是別處不易得的。


      既曰寶山,沒有匆匆閱過之理,總要細嚼慢咽,緩緩讀去,我大概可以為己之懶怠而開脫了!鄧云鄉勤于筆耕,作品極豐,我讀過幾本,所以對他的生平還知道些。


      他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生人,幼年、童年生活于北國山鄉,少年、青年求學于皇城根兒,而立之年后定居滬上,直至九十年代末終老。細算來,人生的大半在南方度過,但他卻一直深感北京才是故鄉。《云鄉瑣記》的首篇——小北京初到大上海,他對這份自己也說不清原因的感情,解釋為:“或者這也像男女愛情,初戀總是令人思念的。”


      因此,他把大量的筆墨給了“初戀”,文化古城時的她,淪陷時的她,有著四合院、胡同、東長安街、王府井、老城門……的她,這其中又夾雜著人事,有名人名家,有文人學者,再或師友故交,雖瑣碎點滴,卻因親歷親聞而真實動人。但這些其實需要驚人的記憶力,他如何能記得那么清楚?天賦之外,大約就是有心吧!


      四十年代中期,鄧云鄉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,不消說,舊學功底深厚。然而,更關鍵的是勤奮。《云鄉瑣記》中有一篇——水流云在書室銘,結尾有一大段自白:


      “我的《魯迅與北京風土》,就是在大熱天,赤著膊,坐著小竹椅子,以方凳為寫字桌,每天以五千字的速度寫成的。過去長期以來,一間斗室,晚間家人睡了,自己一個人坐在一張小小的兩斗桌前,讀點自己愛讀的,寫點自己愛寫的……這中間說不到什么刻苦用功、勤奮寫作等等,也談不到什么‘書齋’等等,而書仍是不斷地讀,文還在不斷地寫……原是一個最平凡的讀書人的平凡生活,又有什么可說的呢?”


      是的,在一個真正的學人看來,這沒啥可說;在我,卻不能不感動。何況,我本就是要摘錄《云鄉瑣記》中的學人之養成,因此不惜全引在此,算是拋磚引玉吧!

      • 謝剛主與北京圖書館

      孤陋寡聞的我,是從鄧云鄉的書中才知道謝剛主先生,《云鄉瑣記》中又有兩篇關于他,讀來真是愛不釋手。剛主是字,先生大名謝國楨,他先是保定蓮池書院的再傳弟子,后考上由梁啟超、王國維、陳寅恪等人主持講席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。剛主先生是明清史籍專家,最杰出的成就是一部八十多萬字的《晚明史籍考》。


      但諸位若以為,這樣一位終日埋頭于故紙堆的歷史學家,必定是拘謹無趣的,那就大錯特錯了。他,實在是風趣得很!謝剛主是鄧云鄉北大時的老師,且師生之誼頗深。因此,對于老師的可愛處,他如數家珍。譬如不善飲酒,卻喜言“微醺”、“薄醉”;愛吟小詩,卻不管平仄,笑云:“我是瞎來來的”;邊翻閱學生書架上的幾堆零本破線裝書,邊贊許:“云鄉,你這點玩意不差……”


      書,是謝剛主一生至愛。且在鄧云鄉看來,老師的學問,與他年輕時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那幾年密不可分:


      “剛主先生當年的工作很有意思,他的工作是什么呢?不是編目,不是買書,更不是當館長、當主任簽字、畫圈圈,而只是看書、寫文章,這是一個很特殊的職務。當時的館長,在先生初到館時,還是梁任公……不久袁同禮回國任館長,仍然這樣培養他們,沒有幾年,幾個人都學問大進,著述驚人,很快成為海內外知名學者,這樣也為國家培養出真正的人才了。”


      引文中的“他們”還包括趙萬里、孫楷第、許世瑛等人,這些人每月一百大洋工資,生活無憂,因此便能心無旁騖地一頭扎入書海……治學的條件與環境,如此之好,難怪半個世紀后,剛主先生猶寫文回憶呢。

      • 譚其驤與蔣家胡同三號

      著名歷史地理專家譚其驤教授,他對于三十年代的北京圖書館,更是念念不忘。譚公是謝剛主先生的親戚,因此鄧云鄉有幸結識暮年的他。兩人同在上海,又都愛聊北京舊事,于是經常見面。


      譚公最大的學術工程,就是編纂出版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。他能成為一生研討學問的學人,除去在北京圖書館三年,埋頭匯編館藏方志目錄的工作經歷,之前在燕京大學讀研究生,師從顧頡剛先生的那兩年,亦至關重要。《云鄉瑣記》記錄了一段顧譚師徒的佳話:


      “在燕京他選了顧頡剛先生的‘《尚書》研究’,因討論《尚書?堯曲》中‘肇十有二州’,對顧先生講法持異議,寫信給顧先生,而顧先生第二天就回了六七千字的長信,贊成三點,不贊成三點,他又去信爭論,顧又回信答復,這樣問題越爭論越明顯……以譽滿宇內、舉世公認的史學界權威、名教授,而能嘉許一個二十出頭的研究生的意見,使討論能深入展開,這就是譚公得之于名師的學術研究的起步。”


      蔣家胡同三號是顧頡剛先生的寓所,也是“禹貢學會”的籌備處。而譚其驤作為顧先生的主要傳人與助手,曾協助老師創辦學會,并編輯出版地理學術半月刊《禹貢》,想來他是那兒的常客。


      所以,明知世事變遷,物非人非,當他聽說鄧云鄉去北京小住,還常到成府、海甸一帶閑遛,立馬就問:“你去大蔣家胡同沒有?那里變了樣沒有?”他的癡心——最好還是舊模樣……

      • 高陽與八千麻袋清宮舊檔

      因為說來不長,但又有些曲折的淵源,鄧云鄉與高陽有過一面之緣。高陽本名許鴻儒,出身杭州橫河橋,門懸“七子登科”匾的許姓大家。他家出過一名榜眼,一名傳臚,且不乏尚書、巡撫、軍機大臣。鄧云鄉的恩師俞平伯,他的母親與夫人皆來自許家,按輩分,高陽是俞師母的娘家族侄。因此,鄧云鄉有緣親睹,高陽以屈膝、垂手,老北京俗稱“打千”,對著睽違四十載的長輩,行了一個清代請安禮。


      高陽是海峽對岸著名的清史小說家,但他之所以能有此,是得益于一堆無人問津的舊紙。這段故事讓鄧云鄉至驚至佩:


      “原來五十年代初,大陸部分機構、人員剛到臺北時,尚未建立初步秩序,中研院史語所運去的過去著名的‘八千麻袋清宮舊檔’堆在那里,無人過問。有人偶然發現,告訴了高陽。他大感興趣,正好無事,每天帶幾個饅頭,就到那里去借閱,一看一整天,一邊看,一邊抄,這樣連續看了兩三年,積累了不知多少資料,使他后來寫系列清史小說,所有情節都有根據,不過是演義化了,而非憑空捏造……”


      可見,是先有清史專家,再有清史小說家。


      高陽極多產,可我只讀了《慈禧全傳》,一部十冊書,算得上皇皇巨著。其中有幾處讓我印象頗深。比如咸豐臨終托孤,六歲的同治初見眾臣,怯生生地出場,一眼掃去,只認得啟蒙老師李鴻藻,于是趕緊求救,喊了聲“師傅”。再比如咸豐僅有的一雙兒女,前后腳得天花離世,同治皇后阿魯特氏見到榮安公主的生母麗妃,兩人相對淚目的情景。這些史書未必有,情理未必無的細節描寫,是專家與小說家的完美結合!

      • 葉嘉瑩與大四合院

      細數近代詞學家,以學問論,葉嘉瑩可能不算最好;但若以傳播古典文學而付出的時間與精力論,她絕對首屈一指。從四十年代末至今,葉嘉瑩的教齡已逾古稀,她的學生遍布海內外,自幼稚園生到碩士博士。假使將如我這般,因為讀她的詩詞論著,而獲啟蒙的讀者也算上,那么受教的隊伍更加龐大。


      葉嘉瑩生于京華,長于京華。說來也巧,她與鄧云鄉同歲;再有,她所就讀的輔仁大學,鄧云鄉也考上了,只因經濟原因,沒去讀;另外,她的恩師顧隨,也曾教過鄧云鄉兩年。因此,雖不是同學的兩人,也并非全然無緣。但是,他在《云鄉瑣記》中提到的“另一層緣分”,顯然更不尋常。


      那是時隔多年后,才恍然大悟的緣分——原來,他少年時,為母求醫改藥方子,熟門熟路常到的察院胡同葉大夫家,竟是她在北京的故居。這是一座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四合院:


      “半個多世紀前,一進院子就感覺到的那種寧靜、安詳、閑適氣氛,到現在一閉眼仍可浮現在我面前,一種特殊的京華風俗感受。”


      他甚至由此猜想,她之所以能成為享譽中外的詞家,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大四合院舊時氣氛的影響。


      感動于鄧云鄉如此長久的記憶,葉嘉瑩后來寫文回應。她舉早年詠大四合院景物的三首詩詞為例,證實他的推測確實可信。如今,那大四合院或許已不存世,但它曾經所蘊含的那種中國詩詞的意境,卻令人難以忘懷……

      • 結語

      《云鄉瑣記》中涉及的學人不勝枚舉,我只是選取“北京”與“養成”之交點,采了四處寶藏。我也非常欣賞,鄧云鄉在那篇“吾家祖屋”里談到的寫作觀:“梁任公當年說過,他寫文章筆端常帶感情。我雖不敢高攀大師,標榜前賢,但這‘感情’二字我還是十分珍視的。我不愛讀、不愛寫純客觀的文字;當然更不愛讀、不愛寫任何騙人的文字、裝腔作勢的文字……”正是鄧先生那既有溫度,又有真度的文字,才令讀者珍視,并一讀再讀。

      *圖片來自網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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